綠色低碳轉型與礦產資源保障協同推進的路徑探析

我國作為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大國，僅靠末端治理已經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依靠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用地結構和交通結構等深度調整，才能實現經濟發展、能源轉型、環境質量改善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協同一致。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并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家及地方發展規劃，通過采取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節能提高能效、推進碳市場建設、增加碳匯等一系列舉措，取得顯著成效。截至2019年底，我國碳強度較2005年降低約48.1%，已超過對外承諾的2020年下降40%至45%的目標；我國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3%，比2005年提升7.9個百分點，也已超過對外承諾的2020年提高到15%左右的目標；2018年，我國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量分別比2005年增加4509萬公頃和51.04億立方米，提前完成了對外承諾的碳減排2020年目標，成為同期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

但與此同時，我國作為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大國，面臨同根同源的環境污染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僅靠末端治理已經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依靠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用地結構和交通結構等深度調整，才能實現經濟發展、能源轉型、環境質量改善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協同一致，由化石能源消費大國轉型為綠色低碳發展大國。我國提出雙碳目標正是明確了綠色低碳與高質量發展的協同路徑。塑造我國綠色低碳的核心競爭力，意義深遠。

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面臨復雜風險和不確定性

戰略性礦產資源作為能源轉型的重要物質基礎，是低碳新能源產業發展的關鍵支撐。以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發展轉型，電池、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系統等新一代綠色低碳資源技術對鋰、鈷、稀土等戰略性礦產資源具有很強的依賴性，戰略性礦產資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未來戰略性礦產資源供應保障攸關我國兩個低碳目標的實現。以鋰為例，國內查明資源儲量折合金屬鋰540萬噸，約占全球總量的14%，但國內鋰資源分布在西部生態脆弱區，受地理位置、技術瓶頸和環境制約短期內難以實現大規模開采。目前全球鋰礦生產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智利、阿根廷，產量總和約占全球總量的86%，其中澳大利亞占比約62%。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鋰電池生產國和主要的鋰產品加工國，然而鋰產品所需礦石原料嚴重依賴進口，2017年氯化鋰和碳酸鋰凈進口量折合金屬鋰5948.36噸，其中超過80%的資源依賴智利供給，對外依存度集中且高，供給風險極大。另一方面，中國鋰消費量由2015年的1.48萬噸金屬鋰當量增長至2018年的2.70萬噸，年均增速22.1%，占同期全球總消費量的51.5%，已成為世界最大的鋰產品消費國。據有關機構預測，僅考慮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全國鋰消費總量將會大幅增長，未來中國鋰資源保障形勢嚴峻。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及碳中和目標的實現與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息息相關，戰略性礦產資源的短缺將極大可能削弱我國綠色低碳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后果難以預料。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面臨諸多復雜風險和不確定性。一方面，國際沖突越來越具有與自然資源的地理、政治、經濟密切相關的特征，對戰略性礦產資源供應構成潛在威脅，全球可持續發展與能源轉型加劇了各國對稀缺資源供給及合理價格的擔憂。另一方面，我國進入生態文明發展新階段，資源開發的環境生態制約趨緊，國內礦產資源開發收縮，進一步增加了對國際礦產品的依賴，資源供應壓力進一步增大。面對實際，我國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通過挖掘內需潛力，使大循環帶動雙循環，從而更好聯通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促進戰略性礦產供應鏈、產業鏈穩定安全的同時，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提供強勁支撐。把握新機遇、適應新要求，防范供應風險，積極維護全球戰略性礦產資源共同安全，協同推進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及碳中和目標實現與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這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新使命，也是大國責任擔當的不二選擇。

主動參與全球礦產與環境治理體系變革

以雙碳目標實現和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協同為導向，主動參與全球礦產與環境治理體系變革，推動全球發展向綠色低碳轉型。全球經濟現已進入價值鏈主導的時代，各經濟體基于自身要素稟賦與技術、產業選擇，紛紛構建新價值鏈或加入已有價值鏈，國際分工已從傳統的產品分工轉向基于垂直專業化的生產要素分工，全球價值鏈貿易占比已接近70%，并推動了各經濟體之間各領域廣泛的協同與合力的形成。中國更是憑借制度優勢以及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已參與全球價值鏈并在國際分工體系不可或缺，成為發達國家價值環流與發展中國家價值環流的樞紐。與此同時，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健康危機、人道主義危機、社會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全球價值鏈跨境布局的阻力及不確定性因素顯著增大，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面臨重大變局，各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發展中業已形成的合力與協同面臨嚴重挑戰。

因此，我國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將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及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作為維護戰略性礦產安全與能源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方位打通國內戰略性礦產勘查、開采、冶煉、加工、利用、回收與儲備等各個環節，提升戰略性礦產供應保障的自主性，通過戰略性礦產的開發利用，引領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的轉型。同時，充分發揮我國市場規模大的優勢，進一步加大自主研發創新力度，不斷挖掘戰略性礦產資源在雙碳目標實現中的價值，延伸產業鏈，實現資源的深度綜合利用，提高供應鏈韌性。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主動參與全球礦產與環境治理體系變革，全面提升戰略性礦產資源全球配置力，重點筑牢中國與相關國家在礦產資源開發合作、礦產貿易、礦產品深加工及分工等方面業已形成的緊密互利合作關系，促進全球綠色低碳供應鏈、產業鏈，尤其是戰略性礦產供應鏈產業鏈的穩定與發展，積極推動全球能源轉型與綠色繁榮。

以產業政策引入為手段創新全產業鏈管理模式

以產業政策引入為手段，創新全產業鏈管理模式，應對突發性“黑天鵝”事件資源供應中斷的同時防范“灰犀?！笔录馁Y源供給風險，為推進綠色低碳轉型與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協同提供基礎支撐。產業政策不僅反映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重要的是決定了科技創新方向，決定了其如何轉化為市場應用、如何形成技術研發-市場應用的循環，進而決定了經濟發展的效率以及對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影響。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獨立自主與擴大開放有機結合，不斷健全開放安全保障體系，著力增強風險防控能力和開放監管能力，為發展開放型經濟構筑安全防線。建立涵蓋戰略性礦產勘查、開采、冶煉、加工、利用、回收、儲備和市場的全產業鏈技術體系、產業體系和政策支撐體系，細化覆蓋權益維護、勘查開采、技術研發、利用保護、國際貿易、海外供應等全過程應對策略，以“預防和控制資源風險”為目標重構國家資源安全保障政策體系與創新體系、以“降低和規避資源風險”為重點優化資源生產環節、以“分散和防范資源風險”為核心創新資源貿易與合作機制、以“弱化和化解資源風險”為主旨引導資源消費取向、以“緩解資源風險”為中心構建儲備機制。

提供綠色金融支撐和創新政策工具

以綠色金融為視角，布局能源轉型與戰略性礦產資源供應鏈、產業鏈，為雙碳目標實現和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協同的深度關聯提供金融支撐，為能源低碳化與戰略性礦產資源價值鏈重構提供新的驅動力。通過綠色金融與政策工具創新，提升可再生能源市場地位，引導生產者消費者對低碳原材料及產品的偏好，系統降低能源轉型成本，推動戰略性礦產產業鏈向能源轉型領域進一步凝聚和延伸，強化能源轉型和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兩者協同發力，將政府采購作為一種潛在的政策工具，在采用傳統成本和服務質量標準的同時加入碳排放標準，從整個價值鏈（包括其供應商和全生命周期視角）減少碳排放。推進形成包括政策目標、重點領域、體制機制等在內的能源資源金融發展綜合框架，重點提升戰略性礦產資源在內的礦業集資與低碳化發展能力以及投資市場對礦業與能源轉型的整體關注度，推動碳排放權、礦業權交易等資本市場體系建設，形成與綠色低碳能源轉型相協調的政策激勵措施，并通過政策合規和監管執法，促進政策的落地。（中國礦業報）